提起上官婉儿，世人多以 “千古才女”“巾帼宰相” 二词概括。大众认知里，她是才华压倒一切的传奇女性；可翻阅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，记载中的她攀附权贵、扰乱朝纲、私生活失范，俨然是被批判的负面人物。2013 年，一方出土的墓志铭打破千年偏见，让我们得以跳出正史的单一叙事，看见这位在权力漩涡中挣扎的女性，既有称量天下的政治魄力，也有身不由己的命运无奈。
上官婉儿的出身，本是顶配开局。她自称西汉上官桀后裔，祖父上官仪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，文坛更以绮错婉媚的 “上官体” 引领风潮。若一切顺遂，她本是养尊处优的相府千金，可政治风云的突变，将她的人生狠狠拽入谷底。
麟德元年（664 年），上官仪替唐高宗起草废黜武则天的诏书，此举彻底惹怒武则天。最终，上官仪与儿子上官庭芝一同被处死，尚在襁褓的上官婉儿，随母亲郑氏被没入掖庭为奴，昔日名门之后，转瞬沦为宫廷最低贱的奴婢。
绝境之中，母亲郑氏成了她的光。郑氏出身书香门第，即便身为奴婢，也从未放弃对女儿的教导。上官婉儿自幼饱读经史子集，不仅文采出众，更熟稔宫廷事务与官场规则，《旧唐书》记载她 “有文词，明习吏事”，为日后逆袭埋下伏笔。
14 岁那年，武则天听闻掖庭中有位才华过人的少女，特意召见并当场命题考验。上官婉儿落笔成文，文辞流畅如提前构思，深得武则天赏识。这一次召见，彻底改写她的命运 —— 武则天免去她的奴婢身份，封其为才人，留在身边掌管制诰，相当于武则天的贴身秘书。
武则天对她的宠信，远超常人想象。后期不仅让她起草诏书，更允许她参与军国大事决策，“百司表奏，多令参决”，上官婉儿的权势日渐兴盛。曾有一次，她因忤逆武则天旨意被判死罪，可武则天惜才，仅处以黥刑（面部刺字）便赦免。相传，她为遮盖伤痕，在额间画红梅，竟成宫廷风靡的妆容，足见其影响力。
神龙元年（705 年），张柬之发动政变，武则天被迫退位，唐中宗李显复位。众人以为上官婉儿的政治生命将随女皇落幕，可她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与过硬能力，再度获得中宗信任，被封为正二品昭容，依旧 “恒掌宸翰，其军国谋猷，杀生大柄，多其决”，正式成为世人眼中的 “巾帼宰相”。
景龙四年（710 年），唐中宗突然暴卒，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欲效仿武则天称帝，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，入宫剿灭韦氏一党。危急时刻，上官婉儿拿出与太平公主共拟的中宗遗诏，遗诏中明确令相王李旦辅政，以此证明自己拥护李唐王室，并非韦党。可李隆基认定她长期周旋于各方势力，是皇权隐患，最终将其斩杀，年仅 47 岁。
上官婉儿死后，最初由太平公主主持礼葬，追赠昭容，谥号惠文；可先天二年（713 年），太平公主政变失败被赐死，上官婉儿的墓葬也遭官方大规模毁坏，足见她的命运始终与朝堂权力捆绑。
世人皆知上官婉儿有才，却少有人知，她的才华绝非仅停留在个人创作，而是深刻影响初唐文坛走向，是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。
她的诗风承袭祖父上官仪的 “上官体”，辞藻华美、对仗工整、韵律和谐，自带绮错婉媚的气质。身处宫廷，她常参与帝王宴饮，写下诸多应制诗作；还常代替唐中宗、韦皇后及诸位公主赋诗，数首同出，风格各异，每次都惊艳全场。
更能体现她文坛地位的，是 “彩楼评诗” 的故事。唐中宗在昆明池举办诗会，命群臣赋诗，共收百余篇作品。中宗令上官婉儿登上彩楼评定优劣，不合格的诗作被随手抛下，“须臾纸落如飞”，场面震撼。最后只剩沈佺期、宋之问的诗作，上官婉儿斟酌后，抛下沈佺期的诗，评定宋之问为最佳。她的理由很直白：沈诗结句 “微臣雕朽质，羞睹豫章材” 气势衰竭，而宋诗 “不愁明月尽，自有夜珠来” 磅礴有力，余韵悠长。此番评定，让众臣心服口服，也彰显出她兼具审美与格局的文学眼光。
上官婉儿的文学贡献，远不止评诗赋诗。她深知文化对国家的重要性，曾极力劝说唐中宗扩建书馆、增加学士名额，选拔天下有才之士入朝任职。《景龙文馆记》评价此举：“至幽求英俊，郁兴辞藻，国有好文之士，朝无不学之臣，二十年间，野无遗逸，此其力也”。张说为她撰写的碑铭中，也称赞她 “外图邦政，内谂天子。忧在进贤，思求多士”，将她的功绩与宰相比肩。
相传，上官婉儿的母亲郑氏怀孕时，曾梦见仙人送来一杆秤，嘱咐她 “执此称量天下”。这个传说，恰是对她一生的写照 —— 她不仅用才华称量文坛，更用权力称量天下政务，她的身份从来不是单纯的才女，而是政治与文学双重领域的掌权者。
正史中，上官婉儿被牢牢贴上 “韦党” 标签。《旧唐书》直言她 “常劝后行则天故事”，是韦皇后篡权的帮凶；还记载她曾依附武三思、崔湜，私生活混乱，是扰乱朝纲的祸水。可 2013 年出土的《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墓志铭》，用 982 字的详实记载，彻底推翻这些千年定论。
墓志铭明确记载，唐中宗时期，韦皇后与安乐公主 “侮弄国权，摇动皇极”，企图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，效仿武则天称帝。对此，上官婉儿态度坚决，始终站在李唐王室一方，极力反对韦氏母女的图谋。她曾 “泣血极谏，扣心竭诚”，多次向唐中宗进言，请求严惩韦党，消除隐患。见中宗偏袒韦后，她甚至先后采取辞官、出家、饮鸩自杀等极端方式抗争，“请饮鸩而死，几至颠坠”，险些丧命，以此表明绝不与韦党同流合污的决心。
墓志铭还揭示了一个被正史掩盖的真相：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是关系亲密的政治盟友，而非正史所说的 “相互忌惮”。两人年龄相仿，自幼同在宫中长大，又都与武氏家族有交集（太平公主第二任丈夫为武攸暨），私交甚笃。中宗暴卒后，正是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共同拟定遗诏，引入相王李旦辅政，试图平衡韦氏与李唐王室的权力，牵制韦后篡权。
上官婉儿被杀后，太平公主悲痛万分，不仅 “赙赠绢五百匹”（唐代巨额财物），还亲自游说唐睿宗为其礼葬、追谥，后来又上表请求编纂上官婉儿文集，令张说作序纪念。张说在序文中写道，两人昔日 “共游东壁，同宴北渚”，情谊深厚；上官婉儿去世后，太平公主 “悯雕琯之残言，悲素扇之空曲”，足见二人感情非同一般。
而上官婉儿墓葬遭毁，也侧面印证她是太平公主一党。李隆基诛杀上官婉儿，本质是为削弱太平公主势力；后来太平公主谋反失败，李隆基为彻底清除其影响力，不仅赐死太平公主，还下令毁坏上官婉儿墓及太平公主第一任丈夫薛绍之墓。
上官婉儿的历史评价，从唐代的 “赞誉有加” 到后世的 “污名化”，并非偶然，而是不同时期政治需求与时代偏见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唐初至开元年间，上官婉儿因才华与政治功绩，获时人高度认可。张说的碑铭、墓志铭、追谥诏书，都着重肯定她的政治才能与忠君立场。可自唐玄宗后期起，官方史书开始刻意抹黑她，核心原因有二：其一，上官婉儿是太平公主盟友，而太平公主被定为 “叛党”，作为其盟友的上官婉儿，自然被贴上政治原罪标签，正史需通过批判她，强化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的合法性；其二，封建男权社会对女性掌权的天然排斥，上官婉儿以女子之身执掌朝政、参与决策，违背 “男尊女卑” 的传统观念，被视为 “牝鸡司晨”，后世史官为维护男权秩序，刻意放大她的争议点，弱化其功绩。
此外，正史中关于她私生活混乱、卖官鬻爵的记载，也缺乏可靠佐证，多为后世抹黑之词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大众对她的认知逐渐简化，政治身份被弱化，才女身份被放大，关于她的传说更多聚焦于才华与情感，与 “称量天下” 的真实形象相去甚远。
事实上，上官婉儿的一生，是初唐政治转型的缩影。她历经武则天、唐中宗两朝，见证了女性掌权的巅峰，也经历了李唐王室复辟的动荡。她既是权力的受益者，也是权力的牺牲品 —— 凭借才华在男权主导的朝堂站稳脚跟，却最终因权力斗争身首异处；生前权倾朝野，死后墓葬被毁、名声遭污。
上官婉儿的一生，是一部从尘埃里开出的传奇史诗。她从襁褓奴婢逆袭为巾帼宰相，以文才引领初唐诗坛，以智计周旋于权力中心，在男权主导的封建王朝，活成了独一无二的女性标杆。
千年以来，她的形象被正史抹黑、被流言曲解，直到一方墓志铭出土，才让我们得以窥见真相：她不是攀附权贵的祸水，而是坚守立场的忠臣；不是仅懂风花雪月的才女，而是兼具魄力与格局的政治家。
她的争议，源于女性掌权对封建秩序的挑战；她的悲剧，是权力漩涡中身不由己的宿命。而无论评价如何演变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上官婉儿以一己之力，推动了初唐文学的繁荣，见证了武周到开元的政治转型，她的名字，永远镌刻在盛唐文明的开篇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无法复制的传奇。
（后晋）刘昫等：《旧唐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 年。（北宋）欧阳修等：《新唐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 年。陆扬：《清流文化与唐帝国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 年。仇鹿鸣：《碑传与史传 —— 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14 年第 5 期。郑雅如：《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、平反与当代评价》，《早期中国史研究》第 4 卷第 1 期。
（作者：浩然文史·文史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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